朵渔《我的“呼愁”》

读帕慕克的《伊斯坦布尔》，被他的“呼愁”感动。“呼愁”，土耳其语“忧伤”的意思。这汉语翻译得真好，比忧伤更加的忧伤，且多了一层历史的悠长感。在帕慕克眼里，这种呼愁“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，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”。准确说，这是整座废墟之都的忧伤，覆盖在整个斜阳帝国一切残留之物上的忧伤。当帕慕克穿行在那破败、灰暗、没落而又处处遗留着古老帝国残砖断瓦的街头巷尾，他慨叹道：“我出生的城市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、破败、孤立。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，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。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，就是（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）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。”在帕慕克的笔下，整个帝国的残留物汇入他个人的生命里，渗入他的血液和生命，成为他个人的命运。

        一切庞然大物的轰然倒掉，都会留下一堆使人忧伤不已的历史废墟，让人凭吊、感叹。克里米亚战争瓦解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，使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成为单调、灰暗的“呼愁”之城。“泥泞的公园，荒凉的空地，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，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，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，非常空洞的地方。”相对于帕慕克那座伟大的城，我的“呼愁”则来自于一个带着集体主义余温的贫瘠的村庄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对集体的记忆已渐渐模糊，但每次忆及，都忧伤不已。

        我记得，那时候生产队最大的产业是一座牛棚，黄牛、马、骡子和拉磨的驴。除了牛棚，还有一个种猪种羊饲养场，全大队的母猪和母羊，都赶去那里交配。有一个代销点，长长的水泥柜台，我站在外面，把手伸上去，举着一分钱，买一种硬果糖。那时候有大队长、小队长、支书、会计、妇女主任、民兵连长……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官。他们常常将一个吱吱乱响的话筒支在大树底下，开会，下面是胡打乱闹的孩子和说小话的社员。那时候，跑五里路到公社去，看一个忘记名字的电视剧；跑二里路到邻村去，看一场露天电影，《铁道游击队》或《“战斗英雄白跑路”》；再跑三里路去棉花厂，在一个废弃的大缸里洗澡；再跑二十里路去废河滩，看枪毙犯人……那时候经常看到有游街示众，一排人挂着黑牌子，跪在一个巨大的卡车上，后面站着持枪的民兵。那时候，公社的拖拉机站已经废弃，巨大的锈红的铁疙瘩扔在黄叶枯草间；一座被鸟巢占据的烟囱早已不冒烟，围墙倒塌，废料遍地，那是乡村唯一的工厂……那时候，最爱闻的是汽油味，穿绿衣的邮递员，骑着一个小电驴……最爱玩的是火和水，冬天玩火，夏天玩水。那时候，家里唯一的工业品是一个汽水瓶子，唯一的玩具是一只黑狗，我把它训练成了全村最凶猛的狗；那时候，夏天要起痱子，冬天要生冻疮，春天要生虱子，秋天要长疖疮……

        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。如今一切都已远去，但不是变得更好了，而是更糟。新的“呼愁”出现了——河流变黑了，鸟巢变少了，烟囱一座座竖起，田地一片片圈起，残垣断壁中，住着老人和孩子……帕慕克尚有“如丝巾般闪烁微光的博斯普鲁斯”可以守望，而我们却成为失去传统的人，失去乡村的人，依然处在自己长长的“呼愁”里，走不出。